学会：严新气功若干争论问题的说明

        严新医生：就像刚才提到的，有人在一些报章和某些讲话里面，提到的关于十多年以前大兴安岭的火灾的有关灭火降雨的问题。这个问题简短地说呢，当时（1987年5月）在大兴安岭火灾已经进行了10天的时间，辽宁省等气功研究会会长，赵*会长，也是原辽宁省人大主要领导之一赵*主任，他与辽宁省军区的有关领导比如像刘**司令，还有沈阳军区当时的政委等领导同志，数次提到当时（在这以前）我在清华大学，与以陆**教授和李**老师为负责人的，有7个系11个研究室的部分科教人士共同合作、协作、组织的“清华大学气功科学研究协作小组”，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包括最初的6组实验。

        依据这6组实验（协作小组）就形成发表了6篇论文。这6篇论文是按正规程序申报，由清华大学正规立项、正规批示、正规拔款、正规地给出了有关人士的正规科研教学的时间，当然还加上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协作小组对）所得出的部分实验报告的数据进行了整理，撰写了6篇报告性的论文。并且这6篇论文通过正规途径进行正规审察、评定，最后是由当时的全国科协主席钱**教授亲自写的这6篇论文的审稿意见书。我记得钱老亲自提到了，其中有一段话大概是，我与清华大学合作的这6组实验“以确实而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的现象”。钱老在论文审稿意见后面还写到了，“所以要立即发表，要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成就”。记得张主任还转告了钱老的一封亲笔信，转告给清华大学有关方面。这封亲笔信好象我记得李**教授曾经提到原件还在他的资料库里。信中钱老还特别提到了这些实验有关的论文报告，有关成果性的东西应当得诺贝尔奖。记得李教授曾经在一些朋友的建议下，还复印过复印件，转给有关方面。

        在这6组实验当中，其中有3组涉及到医学实验，涉及到被有人称之为生命三要素的分子性状，可以在气功外气作用下发生分子性质的改变。因而可以理解性地说明或者说说明，气功或者特异功能为什么可以在某些因素下面治疗某些疾病。在香港的有关权威英文媒体的报纸提到了，就是说中国内地能够说明气功为什么能治病，香港有关权威的报纸在当时有一些文章评论。由于这6组实验里面还有物理实验、化学实验、光学实验，其中化学实验就涉及到了高温、高压、还要加崔化剂的常规条件下才能成功的实验。（这些化学实验）在没有接触（缺少）常规的有关条件而发生了实验的某些按预定设计的反应现象。

        当时在大兴安岭发生火灾近10天的情况下，赵*主任等人士专门到，据他自己讲，专门到清华大学了解了6组实验中间的特别是化学实验。赵*主任到清华大学了解（情况）以后，回到沈阳，当时我在沈阳进行有关实验，他特别（向我）提到了，化学实验很有意思。在火灾发生了10天，或者说将近10天的情况下呢，赵*主任和其他的包括了大兴安岭灭火指挥部的领导单位—-那就是沈阳军区有关领导同志，到我当时在沈阳进行有关实验等活动的驻地，就是辽宁省军区刘**司令的驻地，与一些领导同志商量，邀请我参加（灭火实验）。他们特别是赵*主任坚持提出来，根据清华大学有关化学实验的现象，大胆地提出了大兴火岭烧了差不多10天了，根据当时气象预报等方面的资料透露，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有自然降雨的可能性，而且根据当时其它灭火手段看，进展不明显。所以赵*主任等领导同志本着气功做实验的这种尝试性的一种态度，就提出了要求我这儿，或者说邀请我对大兴安岭的火灾，像做有关清华大学特别是李**教授当时所在的化学实验室所做的化学实验那样，试一试，看能不能在实验上有些效果，看能不能在抢救国家财产这方面尽一份心意。

        当时在他们一些领导同志的建议和要求下、邀请下，我就开始口头表态，可以试一试。那么我这儿也建议他们，我说这是一件大事，不能像做科学实验那样那么严密，没法做到双盲法，也难以界定。其实验的结果怎么界定？这过后会不会被别人说成是，像古代资料上有的呼风唤雨，是封建迷信？当时我就给赵*主任还有其他领导同志建议，你们光从口头邀请，过后，口头无凭。我愿意出于做实验、爱护国家财产这么一个需要、这么一个心态下面试一试，但是，不要给气功（活动和科研）带来副作用。你们能不能在口头邀请（基础）上，再出具书面的邀请，或者类似于邀请一样的书面的意见或者建议。我记得当时在87年吧，5月份，好像是15号谈的，好像是16号第二天正式写出了书面的一个邀请，或者说类似的邀请，就是以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盖了一个公章，那么一个文字性的东西。

        根据头一天15号的谈话，我建议有3天准备。我说这么大的事情需要准备，当然在这3天准备前我就曾建议能不能去火灾现场看一看，他们没有答应，我就不多说了。那么就改变成第二个方案，只要有书面邀请，我要准备3天。因为这么大的实验需要准备，要是平常的实验也要准备，所谓准备就是要调整啦等等，包括心理上的、情绪上的，以及按实验的双盲法也需要准备样品等等。我在有书面邀请的情况下，从15号答应给他们做（灭火实验），15、16、17共3天。15号初步谈的情况是我希望他们在有一些现象发生后，出具或者说口头的也行，告诉我当时大兴安岭的火能够或者说在他们估计下，包括专家教授估计下最少能烧多少时间。我在主观愿望上，当时我的愿望希望它缩短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

        第二天把司令邀请来了，第三天17号下午，记得是下午4点以后，4点31分，4点过吧，当时有一些人士，包括新华社的记者。

        因为这件事他们邀请以后呢，我就当时电话告诉中国气功研究会当时的理事长张**将军，我请示张主任，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张主任表示这是一件好事，属于爱护国家财产，可以试一试。张主任立刻电话告诉我，他会向有关方面做一些汇报，或者说请示，那么很快张主任就告诉给或者说汇报给新华社，记得在17号前，新华社当时的有关记者，董记者，带着了新华社当时的党组公章，开的有关信件到了沈阳，他拿给我看了。记得一封是开给沈阳军区的，一封是宏观性的、对我本人和现场进行采访的那么一个信件，盖着新华社的有关公章。

        17号下午4点过，董记者还有其他领导就在我当时的驻地，正式谈这事儿。当时我就跟他们谈，我说这正好是第三天，那就试一试。当时是太阳很大，董记者还有其他领导，包括刘司令等等，当时看了图片、也看了分析，当时还太阳很大，还有风，我让他们作了一个简短的记载。我跟他们说，现在第三天了可以试一试了，结果20分钟以后，记得沈阳那儿就开始倾盆大雨，连降了48分钟。以后来的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呢，沈阳到大兴安岭的东部都有。

        在15号谈的时候，像刚才说的有些条件，我希望先在东部做，东部做了有效果了，或者说有现象发生了，有巧合的现象发生了，我希望他们来告诉我，这个火至少烧多久，大概估计时间，然后东西部同时做，争取缩短一半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在17号下午4点过，记得是4点31分，开始做这个实验，20分钟以后，开始降了48分钟的暴雨，第二天新闻媒体报道了大兴安岭东部降了大雨，下的范围很大了，那么连续降了几天。

        并且是20几号，20号以后了，他们就告诉我这个火，根据有关方面的分析，至少要烧1个半月左右。根据我原来跟他们的讨论，你们告诉我它最少要烧多久时间，我就在东西部同时做，缩短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甚至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从愿望上讲是这样的。他们告诉我没有几天，告诉我这个时间以后呢，西部也有降雨，他们告诉我的情况是人工降雨成功，就是说，也打了炮弹等等。

        到了25号左右，记得那天下午告诉他们的，“今天基本上差不多了”，我说我要开处方。因为当时几乎每天要给很多病人开处方。在我答应灭火做实验这个情况下，我就告诉他们，要提供机密处所，（暂时）不开处方了，你们都不要来影响。在他们告诉了还要到一个半月左右，过了没几天，我告诉他们，我说差不多了，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开一通宵处方。当时刘司令还有一些领导，说你不是这个期间不接待人、不开处方吗？我说今晚基本上差不多了，可以定论。

        今晚上如果定论了我就今晚上通宵开处方，在沈阳气功联谊会一个黄姓教练的家里。刘司令他们家人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痛，我说那样，我就倒换个地方开处方，当时也有记者在场。有一些记者跟到黄教练家里，陪我开了一通宵处方，开了很多张吧，我记得是100张左右处方，重危病人平常积累的信件。

        我告诉他们，你们明天一早把收音机打开，听好消息。一大早，听到的消息是，好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吧，说大兴安岭东部、西部降大雨、暴雨，大兴安岭东部、西部大火基本扑灭，就这么个消息。早上黄教练把他们家里储藏的酒拿出来喝了庆贺，打开的酒都是臭的，没法喝了，我就不说原因和怎么回事，这是巧合现象，这是一个简单过程。

        事情发生以后呢，当时有记者，好象是董记者还有其他人，不太清楚，反正写了文章，他们要发表，我建议他们要谨慎，即使要发表，这个文章就要我亲自看。我记得有关的文章我看了以后，有一些地方我删改了，就是要把神奇现象都划掉，有些神奇现象删掉，或者有些怪现象删掉。我说你们要发表一定要把我的原话弄上。这件事儿太大了，我的原话就是：一定要用我的话，“大兴安岭这个降雨的问题、灭火降雨的现象，很可能是巧合，是天降的雨，不是我降的，也不是气功降的。”

        最初我看了他们记者写的文章，建议要用我的原话作以说明，不能说是我降的，也不能说是气功降的。在这以后，他们发表没有，我不清楚，我记得他们写了文章我是改过的，这么两三句话我是要他们一定要加上，要把我的话加上。在他们问是怎么降的雨的情况下，我就说，很可能是巧合，我建议他们说这是巧合，天降的雨，不是我降的，也不是气功降的，巧合而已。

        因为这是没法解释的现象，没法解释的现象不能盲目解释，不能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印象。当时我在看了他们文章以后，建议这样做。但事后，到底这文章发了没发，发表在哪里，不太清楚。当然有些场合有人要问的时候呢，可以做这样的解释，那就是：最多我承认有关方面发过邀请，作过实验。出于爱护国家财产的良好愿望，在实验范围内，天降雨，不是人降雨，可能是巧合而已，不是气功降的、我降的。我记得，多次有人提问题，包括在一些大的带功报告会上，有人写条子要问这个问题，我在解答的时候、在讲课当中，我总是要解答一下，天降雨，巧合而已。

        这件事情在事后，确实被有的人士、有的资料说成是封建迷信、呼风唤雨。我觉得呢，别人这么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一直不去争辩这件事情。自从这件事情被有关记者披露在有关新闻媒体后，在后来看见过有关的资料、报告，报告上都写了我的话，“不是我降的，天降的，巧合的而已”。但是在反面文章上面，我也看见，说这是呼风唤雨、封建迷信，我看到反面资料和有的人说这个问题时，我觉得这是一个误会。因为我从来没有说，大兴安岭灭火的这个雨是我降的。我从一开始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降雨以后，有人说这个效果怎么怎么，我都说，这不能说气功降的，也不能说我降的，这是天降的雨，是巧合而已。我觉得反面文章上说的应该是个误会，这是我一贯的说法。

        这是这件事情的简要情况。邀请信的资料现在还在，前些清华大学气功会的原会长，还给有关人士复印了这个邀请信件。

        严新医生：事隔一年以后，辽宁省当时的省长李**省长，原老书记郭*书记、也是中顾委常委，以及赵*主任3位领导又到北京找了张**理事长。也就是在第二年（1989年）的夏天，在（北京）辽宁宾馆给我做了一通宵工作，要求我再到辽宁重复做一年以前大兴安岭灭火的有关实验。因为辽宁当时天干很厉害，记得当时李**省长第二天访问日本，特地出来还有郭*书记一道、赵*主任一道，请张**理事长一定要做我的工作，要再去辽宁做有关降雨的实验救灾。他们当时讲辽宁要减产200多亿，辽宁省有关政府方面的抗旱领导小组组长林*省长没有到北京，但是他们告诉我林省长也非常希望做这个实验。

        但当时有关包括法国等方面正在拍我的电影电视片，法国出了很多资金，同国内电影影视界合作拍片子，还剩最后3天没拍完。我本来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1年以前做了这件事，有人认为是封建迷信，我想这些事以后就不要再做，不要导致社会的误解。但是基于辽宁省3位主要领导加上中国气功研究会当时的最高领导张**理事长的一再说：“这个事儿误解归误解，好事儿还是要做”。说到差不多天亮了，我想这些老同志、老前辈那么辛苦，也不好推呀，我说这次做了别再给我带个封建迷信的帽子呀。他们辽宁几位领导说，“这次决不会了” 他们说，“我们也没有说你是封建迷信，别人说的，我们清楚你做的这个实验”。这次他们说，“这次今年如果再在你做实验里再降了雨，我们一定出具文字资料，连去年那件事–大兴安岭灭火做实验那件事，一起给你作证，证明那不是封建迷信。你要什么条件，我们都行。”最后我说，我也没条件，我是偏于做研究，希望探讨气功的某些科学性而已，不是为了什么个人的什么目的。后来我看他们是一再邀请，加上他们说得很真切，所以我答应他们再试试。我说我没条件，内部保密，我说这次绝不能宣传，这是我的条件，不宣传，不要任何记者来写文章。

        那么当时因为拍片还有3天，同时我说，凡是实验，我都要准备，我这次还有3天拍片完，我也至少要准备3天。等这3天片拍完，我记得当时，时间我没记，当时李**省长第二天访问日本，他就让我准备3天。到了第3天，拍片也基本拍完了。第3天下午，我就打电话到沈阳辽宁省军区刘司令驻地，刘司令接的电话，我说你们在职的省长、老书记、人大老主任3天前和我谈了一通宵，一定要邀请我再做降雨的问题，降雨的实验。刘司令您能不能告诉抗旱领导小组负责人林省长，我说他们省里领导邀请，邀请做这件事，我想听听抗旱领导小组其他领导的意见到底怎么样？那么1个小时以后，刘司令回了电话，刘司令说，哎哟，林省长还有他们抗旱领导小组都很高兴这件事，都一致邀请，说赞成、支持李**省长、郭*书记、赵*主任的邀请。说这次如果能降下来雨，一切条件都答应，要什么条件答应什么条件。他们说去年那件事呢，一定会澄清，态度总之很热情。

        这次，刘司令回了我的电话以后，他们当时本身沈阳就有另外的同志在北京等着，当天，也就是第3天晚上我就从北京坐火车到辽宁。先到的朝阳，当天晚上大火车到朝阳，凌晨到的朝阳，朝阳降了雨。在朝阳呆了一天到沈阳，到了沈阳后，见到了林*省长。林*省长立刻组织其他领导有一个座谈会。他们在座谈会上告诉我，就说刘司令给我回了电话，1个小时以后，沈阳开始降雨。当天晚上，辽宁很多地方都降了雨。当我从朝阳到沈阳，抗旱领导小组的一些领导同志，拿着地图在刘司令的驻地开了一个小会，告诉我他们需要降雨的地方，几乎每个县、市都降了雨，他们非常高兴，当然他们也提了有些地方还需要降，有些地方已经不要了。那么我就在沈阳呆了几天，大概8、9天吧，离开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封感谢信，盖的公章，这封信感谢信至今在。

        感谢信上提的比较含糊了，因为我也不希望他们（被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有些事，别人已经说封建迷信了，我说这次千万不能宣传，其实感谢信，我也不要给你们带来麻烦，别人要说你们也搞封建迷信，不好。有没有感谢没关系，有感谢信写得含含糊糊也没关系，感谢信上写得比较隐晦，就是说某某同志，就是我的名字了，“又一次为东北、为辽宁在抗旱、救灾、降雨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前年（1987年）那件事呢，大兴安岭那件事就没说。按他们原来的说法，连头一年大兴安岭的事都要肯定。那么，这个事我想算了，有些事儿，越抹越黑，越解释越不行，“此地无银三百两”，古人都说了这个事。我想呢，有些事情误会就误会了，算了，我是一般偏于海灯法师师傅的一个说法，就是“是非以不辩为明”，越辩有时候越不清楚。所以他们第二年有一封感谢信，感谢信比较模糊，就是写的“又一次为东北、辽宁什么抗旱、救灾、降雨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有记者写文章，我是不赞成发表，也不赞成宣传。但他们觉得这个事太大了，哦，这是一个大好事，为什么不宣传呢，就凭这个精神也是值得赞扬的，何况哪怕是巧合。总之，是在那个巧合时间降了雨，但是我是认为呢，只能说是巧合，那么我是希望他们哪怕要发表文章，也要把我的原话写上。

        那么我在有人发表了说是封建迷信的反面文章以后，我也查了个别新闻媒体曾经报道过的这方面的文章。比如像是，郭**写的《中国超人》那本书上，我曾经找别人查了一下，那么他也用了那句话，就是那句原话。上边说的是，就是问我怎么降的雨，那么我这儿说的是，那是天降的，不是我降的，不是气功降的，这是巧合而已！这是查了。在前些时候，我还再次，让另外的人，我说你们给我找一下，有没有找得着这个正面报道的资料。结果他们找了，结果真的记者写了，写的有我的这个要求，没说是我降的，也没说是气功降的，是个巧合而已。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写反面文章的同志呢，他们是个误会。

        哦，从我个人而言呢，我跟清华大学当时的气功科研协作组，陆**教授，李**老师，李**老师当时是讲师，那么后来提成了副教授，现在李老师是教授了吧？（李**：嗯，研究员）哦，研究员也是教授级别，一般人叫成李教授了。当时陆**教授和李**老师做气功科研实验，当然还有其他人了。从当时做实验看呢，我这儿确确实实只希望探讨气功的科学性，不希望就是说呢，在这些实验方面，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只希望人们呢，从科学救气功这个角度，看到古老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所涉及到的，呼吸吐呐等名词术语下面的气功，确实对强身健体，对人体有关功能的开发，智慧的开发，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效应。那么在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是从四川重庆到北京以后呢，偏向于跟专家教授们合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做研究，不希望它对社会带来负面东西，本身是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来破除封建迷信。

        而且在中国气功热潮最早的初期，我是一直从四川开始对很多搞封建迷信的现象，都一直给予纠正。包括农村的一些巫婆神汉，他们在进行迷信活动中间，只要我遇着了，我总是给他们纠正，不要搞封建迷信。如果真有功能，那只是气功的原理，而不是神，不是鬼，不是巫术概念所涉及到的道理，应该去其糟粕、保留精华。这个例子还不少，我就在这里不说它。曾经有些记者采访过我这儿破除了多例封建迷信活动的人和事，使他们去除封建迷信的糟粕，而归入了气功的正途，为人们的强身健体服务。

        那么在这一项问题上呢，我觉得，反面文章的一些人士的态度，他们有可能呢，是误解，有可能是出于对气功的不了解，有可能是出于对这些气功的实验没有调查研究，只是听人说而已。从我个人讲呢，历来对发表反面文章的人不埋怨，不责备，而是欢迎和感谢。但是确实有些反面文章，带来了社会影响，当然作为这个学会，或者说有关关心这件事情的人或者组织，我是希望呢，通过调查研究，澄清事实，以至呢，不对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是关于这件事情

        那么由于多年来呢，有人问我总是解释一番。说这是有邀请，我是出于爱护国家财产，不好推辞有关领导方面的邀请，做过实验，而在实验范围内，巧合，天降了雨。但我现在看呢，在前些时候，也就是上一次这个学会常务理事会一个座谈会上，我记得是大概是一个月左右以前吧，针对**功事件，我觉得气功受**功本身方面的影响，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有些是非，有些事实，可能呢，还需要有一些过程才能澄清。在一时不便澄清的情况下，所以我上次也偏向于采纳一些同志们的建议，我个人也是有这个想法。从上次那个座谈会上讲，我就偏向于有人再问这些事情，那就用简单的话讲：我从来没有说，“大兴安岭灭火，关于降雨的现象是我降的”，从来没有说过，“大兴安岭的雨是我降的，是气功降的”，那只是误传而已。不再去解释它，越解释，人们越觉得你干吗要做这个实验呢，又把我这儿套住，又把气功套住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否是，可以简单的跟一些误解的人士，或者有关方面汇报，因为有些领导时间很紧，如果详细汇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听，那就简单讲真实情况就是这样，从来没有说，雨是我降的，这只是误传而已，确实是这样。

        在任何地方找不到一个依据，我讲过这个雨是我降的。能够有依据的录音、录像、文字资料，那么我都说了，有人问，我在解释等情况下，都是说，那时天降的雨，巧合而已。所以现在我觉得呢，就简单化，就是从来我讲的就是天降的雨，是巧合。或者说连巧合都不要说，我这儿没说那是我降的，误传而已，就简单化了。因为天下很多事，误传确实呢，会导致很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件事。

        严新医生：那么刚才李**教授，李老师，提到这个关于我这儿在86年左右，应当时的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的秘书长张**部长的邀请，和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办公厅的邀请，还有其他方面的邀请，我这儿就不一一说了。反正我这儿有一些依据我就不说了，包括有的首长那个保健办啊，那是用代号邀请的，我就不说它了。因为有关方面要求保密我就不讲，那么对李**教授提到的有人对当时的就是(19)86年左右期间的中央委员、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两弹元勋邓稼先科学家，晚期癌症在有关权威医院告病危的情况下，由当时的国防部长亲自有邀请，还有国防科工委司令部以及办公厅，以及有关权威医院的院长等方面的邀请下，我这确实在张**将军的陪同下，还有其他领导的陪同下，进行了及时的治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是有文字依据的。

        记得张**国防部长，还有文字性的一段话，是当时我记得国防科工委办公厅的主任，是李**主任，李**办公厅秘书处处长，那么他把那个条子拿给我看的，我记得那个意思是，张**国防部长秘书长亲自写到，某某人对邓稼先同志的疾病的治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何如何，上面写到了，要立功受奖，那么希望继续治疗，争取如何如何，希望治疗彻底了。还有这么一个条子，我是看到了那个条子的原件。

        当时邓稼先主任的疾病已经症状明显缓解，指标明显好转。当然事后，有关医院在看到这个条子以后呢，基于很多因素，我看有关方面配合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民间的说法，那就是同行有一些不太理解的地方。我的方法是中医、西医、气功相结合，当然我是正规医生了，本身我是西医、中医都正规学过，加上有气功，所以在处理上不是纯粹的西医。当然有关方面，在邓老的有关病情好转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在意见措施上等方面，不一致也是正常的。后来基于一些配合的问题，那么我跟邓老的保健医生，保健委员会的有关代表人士，比如像刘**大夫等人士商量，我说我还是回避一段时间。现在邓主任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我说我看有关方面的配合问题，这个实在是我这儿坚持下去就会矛盾更大，我说我回避一下，而且我也需要调整一下。当时我就跟陆**教授等人士到外地去，从事另外的活动。那么从事另外的活动再回到北京，邓主任的疾病出现反复。我离开大概24小时以后，有关方面的方案并没有按照我的方案作，病情出现了反复，那么后来等我从外地回到北京呢，邓主任的病情已经是恶化了，急剧恶化不行了。

        后来追悼会邓主任的家属，也就是一个副委员长的女儿了，许教授，一定要我去参加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许教授拉着我的手哭得很伤心，就是说有关方面后来在配合上出现问题。那么这件事呢，应该说刘**大夫和有关方面很清楚，我就不过多地说。有关方面的配合问题，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文字上国防科工委有一个总结，有公章的总结。

        尽管后来有人认为就是说，气功效果那么好，说这儿严医生如何如何有效果，为什么邓主任又去世了呢？我觉得我从开始看病到现在来讲呢，我从来不去像有些跑江湖那样去吹，我从来的讲法是，医学不包治百病，气功也不能包治百病，所以我对任何病人的讲法都是试一试，竭尽全力救治。实在是救不了了，那也不能把责任全归到医生、医学、气功头上，这涉及到很多因素。所以我觉得邓主任的疾病，在反复、在变化的情况下呢，从我个人的讲法讲，也不能纯粹归到配合上，很可能，那就是任何一个疾病一样，它都有变化莫测的情况。所以我在给后来的有关人士解释当中也提到不要怪有关权威医院的配合，应当说是疾病它变化太突然，可能是属于这种因素，包括我在跟邓主任的家属解释上也是这样，我希望他也不要埋怨有关权威医疗部门的配合。

        在有关人士分析推断说，为什么没有把邓主任救过来，因而推断气功并没有效果。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只要实事求是客观，任何一个医生，任何一种医疗方法，它都有局限性，都有一定的条件，只要他尽心尽意，竭尽全力救治，就应该无可指责。关于我这儿应邀，给邓稼先两弹元勋治病问题，我觉得呢，国防科工委的总结是比较客观的。他的保健医生刘**大夫的，还有作为，国防科工委老领导张**主任，也是邓稼先主任的领导，以及邓稼先主任的家属，许教授和她的女儿，都是医生，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评价，他们一直对我本人，以及跟我同时抢救邓主任疾病的一行人，表示非常诚挚的一些感谢的态度已经说明问题。

        至于有些人士的误解，我觉得呢，那倒没关系，任何一个人他都有被人误解的可能性，作为医生更是这样。那么在后来有人提到为什么没把邓主任的病救过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很自然的，哪怕是责备也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正规医生，我觉得没有把重危病人救过来，是一个遗憾。对于别人的埋怨、别人的责备、别人的误解我都能承受，但因此对气功带来的损失，我觉得呢，当任何一个组织部门的负责人问到这些事情，我有责任给组织、给领导，作一说明，也包括在这样的座谈会上，给学会的领导，曲书记，胡局长、赵书记也好，丁政委也好，你们还有其他，副秘书长也好，学会常务理事会，不清楚的地方给给予说明，也是必要的，这第二个问题。

       严新医生： 针对刚才李**教授提到的两个问题呢，我想做一个简要说明。因为学会现任理事长，也就是前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王*部长，对这些新闻媒体有关我个人的一些试验和医疗、气功活动的争议问题很关心。我想呢，简要的作一说明是必要的。同时前几天我们在庆祝国庆当中，有机会见面在座的领导，包括李教授提到2000公里实验的疑问问题，我想也借此机会作一个说明。

        我想我跟清华大学最初的7个系、11个研究室的部分科教人士，以及后来的清华大学正规的气功科研组，再后来的气功科研部，多年来所作的一系列实验，确实是双盲法。也是经陆**教授、李**老师他们作为负责人，向清华大学校方，包括了清华大学科研处，分管的吴副处长，以及清华大学行政的领导，副书记兼副校长，张*敬就是说书记或校长，直接请示汇报。再早期的滕*校长，以及我记得是原校长，刘*，后来是名誉校长，还有副校长张*。张*副校长我记得还是当时科协副主席，那么这一些主要领导，他们比较清楚，也非常支持，我记得是多次实验，他们都亲自支持、亲自过问，亲自参与一些论文的评审和成果的评审。甚至我在清华的早期的对研究生讲课，以及对教工讲课，以及对清华的全院师生讲课，那么在家的当时的清华大学的校长，包括刘*校长，还有其他一些副校长，在家的都在主席台就座。那么我印象当中，在我曾经跟清华做实验的数年当中，清华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始终是支持的，我没有听当时有反面意见。而且无论是国外拍片，国内中央电视台拍片，中国电影出版社拍片，中国电影总公司拍片，都将清华大学的某些气功活动和我跟他们的某些实验活动，都拍进去了。

        这个学会现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政委，当时还是军人，大校穿军装，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和团中央联合组成的摄制组，拍了一年左右。丁政委当时穿军装应邀作为有关摄制小组的编导，直接参加了一年左右的拍摄。其中也拍摄了在清华大学教学主楼的有关我跟清华大学当时的气功科研部，还有华北制药厂，以及中科院的微生物研究所等方面，所作的将气功科研的基础理论实验运用于工业大生产。也就是根据邓主席所讲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意思，也就是将气功的基础理论实验，用于工业大生产，将它转化成为生产力，这么一个成果进行鉴定。那么中央电视台和当时的团中央联合的摄制组，进行了全过程的拍摄，资料至今保存完好。那么在这个过程来讲，我觉得关于六到两千公里双盲法的实验，有大量的数据，这个不是只是质疑就可以否定的。而且有正规的论文发表，关于两千公里改变物质分子形状等实验的论文报告，是有正规论文发表的，对于两千公里试验，我觉得，比较容易说清楚。

        而且我在（19）90年应美国多个单位的邀请，在当时的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主要领导的支持下，可以说是安排下，因为原则上（19）90年我是不愿意应邀访问去美国的，这个有一些人证物证。是张主任和其他的专家教授们，在（19）90年6月我应邀访美前，半夜三更通知我到清华大学，基于特殊的情况，要我一定要到北美区开展一些实验，还要将六到两千公里实验扩展到一万多公里，看看能不能成功。也就包括了针对当时有人对六到两千公里实验提出了质疑，由质疑到基础否定等因素。张主任对气功科研，本着钱老提出的人体科学的重大意义的一些设想，认为我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还有中山医科大学等方面的一系列实验卓有成效，很有意义。可是有些人不理解，那么张主任等领导同志认为呢，不理解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抓紧做实验，甚至刚才曲书记也好、胡局长也好，赵书记也好、还有其他领导也好，建议还要抓紧做实验。那么前几次王*部长也多次提到，人体科学的实验、生命科学的实验、气功的实验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用科学实验的事实，来探讨、来说明，气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离开了科学的手段，那不能说明问题。所以在一定情况下来讲呢，（19）90年6月21号，我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主要领导同志还有其他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或者说相当于安排下，去北美访问。

        那么从这个其间来讲呢，也跟陆教授、李升平教授等方面多次合作，做了多次从北美往国内发功的一万多公里的实验，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陆教授等人士，也撰写了有关文章在有关杂志等方面进行了公布，包括放射性元素镅241衰变计数率的影响，包括了去离子水分子形状的影响等文章也公开发表。关于两千公里实验问题，我觉得呢，这是一个科学实验的事实，不只是两千公里，实验早就扩展到上万公里，甚至至今还在做有些实验。

        那么也包括我在北美，根据多方面的情况，也在北美作了先后作了12种艾滋病病毒基因的影响，30多种癌细胞的影响，也包括了从基础理论，从细胞标本的影响，从样品的影响，到动物模型的影响，乃至于人体临床试验，以至于产品实验，至今还在坚持做。那么有的实验已经在北美权威的科学杂志，比如像今年春节已经在洛*院士主持的材料科学杂志上正式公开发表了有关论文，那么在随后还在另外的杂志上，还发表了有关气功实验的论文等文章（延伸阅读）。

        关于“要名誉教授”

        严新医生：我还补充一下，上次曲书记还有其他领导说了一个，***、***还给我提了一个，说是我要去要个名誉教授；去年他们又变成了一个，说是委托另一个人去要一个名誉教授；前些时候的报纸说的是，另外的教授，他们来推荐。说法不一样，95年说的是“我要，我亲自去的”；去年说的是：“委托另外的人去要”；前些时候说的是“另外的教授推荐”。不管他怎么说，意思一样，“要个名誉教授”，我这里做个说明，绝无此事。纯属诽谤。

        李**：就这几个字就行了。

        严新医生：没这个事儿。其实呢，我跟清华陆教授、李教授等方面的实验，目的不是在于要个名誉教授，不需要。反倒是清华有关方面给我正规聘书是聘的高级研究员、高级顾问，我用不着再要那个名誉教授，就这么简单。而且我到北京是国防科工委司令部办公厅张**国防部长等方面的邀请，以及最权威的医院邀请，那我干嘛还要个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而且北京大学也有两个聘书是两个顾问，科学院也有聘书，还有其它部门也有聘书，那个都不是我要的。是大家为了要我去，是手续问题，发一个聘书，所以用不着。而且长时间以来，你们都清楚了，我讲课、做事，讲完就走，感谢信都不要，要那来干嘛？对不对？而且我长时间说，谢天谢地，谁把我拉下去，不讲课了、不做实验了，轻松点好。

        李**：这个“题目”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要表现出张**是和严新气功（科学实验）做坚决斗争的。

        严新医生：张**我没有见过，小范围、大范围都没有见过，我不认识。

        李**：他（张**）说，当严新去见张**校长的时候，提出来要一份教授的聘书，于是张**对严新说，“不”，“要不的话，你从柜子里给我把那个章子搬运出来”。他的目的是编造这么一个故事，说明他是和严新气功（科学实验）早就坚决斗争的了，提高自己，但是实际上呢，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没见过严新，严新老师也没见过张**，这故事从哪儿来？

         关于“打胆结石”

        严新医生：还有个事儿，我打断一下，还有那个郭**，说什么“打胆结石，什么露马脚”。我根本不做这个实验，没有这个事儿。我也不认识郭**，说什么我去了又不做了，摄像机对着了，纯属编造。而且我做实验，李教授清楚嘛，哪里去做胆结石啊？陆教授曾经说过，说有人想让我去打胆结石，我说我不做这个实验，我说那是别人做的，我说胆结石现在医学有方法嘛。“排石汤”，我说那芒硝、大黄、枳壳一吃就能下去不少，当然有的也不能下去要做手术。我说这些是常规医学有办法，我不做这个实验，根本没说过“答应了，去了又不做的”，什么“体外的”什么，没这事儿，所以这些事实就澄清了，将来再说，我先内部说明一下。

        关于“地球要毁灭”

        李**：还有一个，何**现在在外头讲，说他有证据，说严新在美国说：地球要毁灭……

        严新医生：这个也绝无此事。

        众人：真是不择手段（诽谤）。

        严新医生：他有报纸（登载），我看了，我是历来不赞成“世界末日”这个说法，公开在美国多次讲话只有一句，有录音、有文字，我这是公开说，我说：“末日之说是错误的”，我说，“资料上说，两千多年以前的末法时代、末劫时代，还剩二十多年，但并不等于是地球末日。我说我的理解是：按照资料也是这么说的，反倒是‘众生觉醒，大道普传’的时代，是科技昌明的时代。两千多年前，纯属是用那个时候的说教，劝人行善的方法，现在不是用那个方法了。现在是用红外等方法，用安全门不让你带武器上飞机，基本上是用这个方法来说理。你现在带武器上飞机就不行啦，你劝人行善，偏偏有人要做恶事，用法律、用手段、用法律加科学就能让人们行善，不做坏事。所以古时候的说教现在不太管用了，现在是正规管理加科技，才能使人们飞跃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不是末日。”我是这么讲的。

        钱**：整个世界末日是错误的，但任何具体的物质形态都有它的寿命，有生有灭，实际点，地球是要消亡，人是要死亡的，具体的人要死亡，但这个人要其它的字代替，不断地转变，不断地进化。

        严新医生：我都还没敢这么说。（众笑）我就是跟他们说：“没有这回事”。古人讲人的生老病死，讲月的阴晴圆缺，人的悲欢离合，这是对的，但从来没有讲过末日。

        关于“严新气功”

        严新医生：这四个字（严新气功），上次有人问过，我说这不是我的。第二个呢，这四个字下面是中国气功，不是一个功法门类，同时我在国内公开讲过六十多套功法，不是一个功法，不是元*功、香功等，不是一个功法。童子长寿九步功、九玄轮功、九转玄功、开智功、视力保健功等等，讲了很多套功法，在海外我讲了四五千部功法，那就不是一个功法，本身我就是偏向于综合性的中国气功，是这么一个意思，双重含义。

        关于“严新气功学会”

        严新医生：我觉得这个学会在了解气功的真实效果上，是有力度的，真实效果很多理事会的成员都有真实的效果，在了解气功的某些气功上来讲，这个学会是有力度的。象钱教授和李**，还亲自编过书，中央党校，我记得第一本书是中央党校钱教授他们出的，编的叫《瑰宝之光》，中央党校钱教授几个老师编的，在工人出版社印的，后来还出了一本《严新气功》，（其他人补充：《严新气功》有南韩、台湾、日本版本，第一次是日本、第二次是南韩、第三次是台湾，作为文化交流，体育出版社跟咱们签的合同）

        我在气功的某些常识、功理上也是有实力、有力度的。我记得最早一本书就是中央党校钱教授正式出版的，就是《瑰宝之光》，这是由中央党校的老师们编的，有力度的。那么，中国气功大热潮兴起前夕的、刚才提到的六组实验、六篇论文，就是陆教授、李教授亲自做、亲自撰写，清华大学七个系、十一个研究室等方面的部分科教人士在校方正规立项，正规审批、正规鉴定，在当时的科协主席钱老的审定下发表的，也就是这个学会作为中国大气功热潮兴起、作为科学依据这方面来讲是最具有力度的。

        那么在中国几千个功派来讲，很多功派的负责人就是气功师，有些人是这样、那样的名称。这个学会不是气功师来当负责人，是张**将军当负责人、王*部长来当负责人，以及其他德高望重的，包括大家在内各级老领导，在当负责人。这个符合我们国家的很多特点和优点，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气功组织。这是一个集体领导、是一个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符合我们国家社团管理法、正常管理政策下来开展活动的一个组织。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学会总是有很多优势了，它不管怎么样，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对人们是有好处的。

        另外的呢，这个学会长期以来的各项活动本身就尊重各级党政领导，在各级党政行政领导邀请、主持下开展的活动，哪怕是在党、政、军机关里面举行气功活动，都是做为党、政、军机关里面的正常的一项活动，不是纯粹的气功的活动。是党、政、军机关的日常工作活动，这么来开展的，我觉得也不矛盾。还有很多条文件上的一些意见来讲，我觉得这个学会没有冲突过。这个学会也没有专门在中小学去开展气功活动，也没有说去出版那些宣传愚昧、迷信的东西，更没有去卖那些宣传功法效力的这样、那样的物品，即使有哪些卡片呀、挂历呀，那都是学会内部，都是纪念品，没有去搞那个什么信息茶啦那些，没搞那些，是纪念品而已了。

        所以这个学会各级学会、各个省市的学会都是在当地党政领导下开展的正常的气功活动。这些呢，我觉得要让有关方面了解，就需要给他们做一些汇报，正如曲书记多次给有关方面口头或书面汇报的一样，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当然，一个大的潮流，纠往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纠往。**功确实应该批判、应该揭批，他们自己在揭批，社会也在揭批。在方方面面来讲，他们越是在多方面闹事，越对气功有不良影响，也会对所以气功包括这个气功也会有影响，这是比较自然的，我觉得真金不怕火炼、大浪淘砂。在一段时间以后，总会比较清楚，正如原来老人家讲的“相信群众、相信党”。

        关于近期海外的学术报告活动

        严新医生：我记得外交部估计有报告。我记得5月15号去华盛顿DC，有一个国际医学活动。他们给别人安排的是15分钟、半小时发言，给我安排的是7小时到8小时发言，一千人。

        曲**：像这些事，我想外交部它不会讲。

        严新医生：估计有。因为那场活动很特别，因为刚好是轰炸使馆一个礼拜，中美当时对这事很激烈，美国也是很激烈，因为成都烧了美国使馆嘛，那个美国内部也很激烈，当时主办人都很着急、都很害怕。因为国际医学会议的人并不多，但听我的讲课呢，人一下增加了比它原来那个会议多出好几倍。那么，我们驻美国华盛顿使馆派出了8位领导参加，包括大使的秘书、公使、参赞等等，一共8个领导参加。本来开始李**大使说来，但安全问题，因为当时美国内部也是很激烈。这边大会也请了美国官方，包括第一夫人啦、副总统啦、市长、议员那些代表，好一批官员参加，所以中美的官员都在场，很特别，不去又不行。他们那儿一定要我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去又不好，去了不讲也不行。虽然是讲医学，但涉及到两大问题，**功讲不讲？轰炸使馆讲不讲？是两个大问题，后来我考虑后，我先讲这两个问题，我讲的第一个题目是：“气功也是世界和平的呼唤术”（延伸阅读），一下子接触这个问题，先讲，讲了下来。他们第二天到使馆去拜访，使馆的李**大使和其他领导他们觉得讲得很好。

        在那个时候很特别，我就站在我们国家的角度讲的，讲完了以后他们那些官员也觉得是通情达理。所以讲完后，他们那些官员等还要上主席台来，一定要合影照相。当时那个矛盾很大的，不是一丁一点的矛盾。讲完后，我说平常讲课费我就不管了，谁主办谁用了。和主办人商量，我说这次讲课呢，除了开支而外我要收一部分，收来了我不要，我会捐给我们国家在轰炸使馆中间的三位烈士，后来商定以后，他们拿出三万美金，一个人士一万，第二天马上让他们兑现，以我的名义捐的，做为我的讲课费捐的。李**大使还是挺高兴，因为其他人捐的都是很少。

        有些讲话内容，他们一般不敢讲。讲之前，我动员了他们学会的理事长（泰德·莫曼）先生，我让他们几个负责人做工作，一定要把会长（泰德·莫曼）工作做通，让他先讲几句话，一定要对轰炸使馆这事表示个道歉。我的根据就是你们Clinton不是三次道歉吗？干嘛不敢讲呢？没有一个敢讲。后来我让他们另外的一些博士起草，让泰德·莫曼先生读，我说你讲几句表示道歉，我就好讲呀。然后，讲完以后，他又以他私人名义和学会名义，给Clinton有两封信。他讲下来，我一讲效果不错，会场上胆子就大了，当时可以说很少有中国人团体那么表态，因为当时成都烧了美国使馆以后，有一部分美国人也闹腾呢，当时气氛很特别。

        曲**：成都闹事他宣传，炸我使馆他不宣传。

        严新医生：我站在国内的角度讲的了，我讲了一个理由，讲了关于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的问题。这个事应该说，他们使馆、领馆都比较清楚。

        关于近期海外学会的活动

        严新医生：我今年回来几次，好多朋友都说，哎哟，严老师，你可别回来，有的说，你赶快出去呀。我说你们怎么搞的了，虽然说以前打成右派、有那么一些人遭冤枉，但最后还是平反了。我说坚持正道、坚持正气的东西就不要怕，我跟一些朋友说的比较简单，我说顶多***、***他们要搞点儿小动作要冤枉一番，我也不怕，那有什么关系？在美国我也给他们讲，我绝不会象***那样，搞了事自己不敢去承担。最近我跟他们公开讲的，我到北美是做些实验，开展些活动，如果那些反对派、反面派他们，无论是编造也好，还是整个什么问题也好，无论是哪个方面通知我回去，我这儿一定是轻轻松松地回去，没关系。哪怕是冤枉委曲，我都会很轻松，那不然叫什么气功呢？气功讲修炼嘛，受冤枉、受委曲、受打击也要轻松，如果真错了，咱们要勇于承担。

        所以这次我去北美，那天我跟王部长也汇报了，曲书记在。这次去重点就是把他们几个大活动改了，改成小活动，大活动延期。同时召开了他们三百多人的负责人的会议，开了三天。都是结合国内揭批**功，公布些材料，要他们在负责人内部揭批**功，从揭批**功的材料中间吸收教训、讨论，当反面教材，自清、自查、自纠。对海外这个学会在领导班子内部优先来进行清理、整顿、调整、完善、提高。我跟他们讲了，现在所有要出版的，一概不出版，原来出版的，重新清理整顿。凡是愚昧、迷信的到与科学不太符合的、太神奇的、太玄的一概去掉，不要马上翻版出版，要重新整理。最近给他们规定了很多、建议了很多条。海外这个学会十大部，每个部都提出方案，我记得康复部徐大夫就提出了八条方案，包括气功不包治百病，所有的会员在有病的情况下一定要优先就近就医。重申现在规定成为一种会员条件，你不能生病以后，硬着头皮炼功，不行。做为会员的条件规定出来，你不能硬着头皮炼功不就医，那不行。所以海外的学会目前就是在内部清理整顿，对说法、讲法、规定、通知、注意事项全部清理，不对的要迅速纠正，现在要发出去的通知、资料一律要按现在的气功需要发布出去。

        也包括他们台湾学会，他们也到美国来了些负责人。我跟他们讲，（19）99大会也是这样，不能开大会，只能是小会，而且还有两岸关系问题。我说你们把握好，不能搞些麻烦出来。如果你们要搞麻烦，你们就干脆别搞我这个名字的学会，这个是很明白。你们负责人自己掌握，组织部门专门对负责人的条例有一系列的补充。就是说，做为负责人，他如果与中国政府对着，参与大的政治事件，就自动离开，不再作为负责人。会员也是这样的，如果他要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所有这些会员就自动离会。负责人自动离职，不自动离职、离会者，就要劝其离会，否则就给予各种名称的处理。这些若干条款在海外这个学会制定出来，已经发出去了，开始在实行。也想呢，借这个机会，他们海外学会不要出问题，在方方面面来讲，本着纯粹搞学术，又不能说没有政治头脑，这次我给他们增加了几条，以前我是偏向于讲纯学术，但现在看呢，搞气功学术没有正确的政治头脑也不行。

        我这儿讲以德为本，这个德包括了天德，天德就涉及到了国家、王法、政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在内。那么凡是要用这个名称的，凡是要作为这个会员的和负责人的，那就要符合这个条件。所以最近增加了一些条件，不然，如果你们惹些事出来，那整个大家别搞，那你们就改个名字，就这样子。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学会做为内部来讲，清理整顿、自查自纠，借这个机会，把学会内部的事进行一番清理整顿、调整、完善、提高也不是坏事，很可能是好事，变压力为动力，将来的发展会更加正常。正如王部长讲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现在海外这个学会也讲王部长这三条，就是说原来都没有正规化管理，现在准备要正规化了，就包括刚才提到的所有负责人，你要去主动、有意违法、有意去干嘛，那自动地你这个职务就不存在了，那就对不起，你就不要再为负责人了，或者不要再做为会员了。

        我这次去了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就把他们的领导班子尽量地正规化，进一步全学会正规化地协调管理，别闹出事出来，象**功闹事就是不行。这次去了，要求有我国使领馆的地方、有海外这个学会的地方，都要由负责人去跟使馆、领馆保持联系，进行汇报，邀请指导工作。以前没有明文规定，这次就要做明文规定，中国气功的学会你就不能与中国政府对着，我这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不同意这个，就别用我的名字了，你们就改了，否则呢，你就一定要这么做，你要搞些事出来，那大家都别搞气功了。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做个汇报，那天给王部长做了汇报，王部长还比较高兴，他觉得这样好，就是说，在坚持科研的情况下，与国家保持一致，这样就不出问题。在明天，丁政委要出差，我想借这个机会，在上一次见面的基础上，因为庆祝国庆，没有来得及谈，这我就是简单说明一下，不对的你们大家指正。他们两位旁听。（鼓掌）

        学会副理事长胡**同志讲话

        胡**：我说点感受吧，时间很紧的，刚才听了严新老师介绍，深受启发，很高兴。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些情况过去确实知道得不是很清楚，今天听的是一手资料，是不是？比较清楚，比较心中有数了，所以第一呢，严老师这个介绍比较客观、比较留有余地，比较克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钱教授已经说了，有些事情气功做了工作，“我不说是我的作用，但是我承认”。不然我好象短理一样，总不能说，我就是做了，应该说，当仁不让。你（严新医生）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就是象雷锋一样，做了好事不说，是不是这个意思？我非常理解，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呢，还是应该说我们做了这个事情，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因为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向有关领导同志、有关方面进行介绍和说明，碰到一些挑畔者、攻击者、污蔑者，我们可以据理驳斥，这是第一条我的感受。

        第二条，就是严老师在国外还有一些影响力，可说是有很大成就，这还是不容易地，在这个基础上再能突破，向前发展，那就给气功增了光啊，给国家增了光，这可不是件小事。第三点，我觉得这个要说严老师在国外的作用和功能，我想用毛泽东老人家的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起了播种机的作用、宣传队的作用，也起到工作队的作用，我讲这个是有根据的，我了解的情况确实是起了这个作用。播种机，不光是播种了气功，同时播种了我们国家好多优势，在国外进行传播。宣传队呢，不光是宣传气功，也是宣传我们国家成就；工作队呢，不光是做气功工作，还帮咱们国家作了很多工作，特别帮助使馆，协作、联络挺好的。为什么使馆、领馆那么重视呢？不是凭空的，他因为工作成绩在那儿呢。这一次国庆回来就可以看出来了，国内控制得非常严，主要是侨团、外宾上台。（曲**：上台要求37年以前参加工作的才能上台。）是啊，控制很严，因为名额有限、地方有限，它不能扩大了，我们部里就采取预演吧，就是不容易。这个作用是起到了，起到了播种机、宣传队、工作队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呢在今后还要强化，还要向前发展扩大，我相信是能够做到的。后来我想，我们严新气功还是前途光明，在将来是大有可为。今天是10月8号，我们将来都可以见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扬眉吐气，为气功增光、为国家增光，同时也会人类做出很好的贡献，我就讲这么几条，算作今天的感受吧。（鼓掌）

        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丁**同志讲话

        丁**：我说点具体感受，因为最近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一些地方正规邀请严新老师去，邀请函都来了。这次严新老师带领在美国的学有成就的这些博士、青年科学家回国参加50周年的国庆庆典，说明严新老师在美国、在国外开展活动，始终向着祖国。我记得94年5月份，严新老师在一次会议上汇报的时候，当时中国气功界的负责人说，严新老师在美国的活动，证明他是热爱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增光的。这句话讲了以后，大家掌声雷动，表达了中国气功界，特别是一些高级负责同志对严新老师在国外工作的肯定。

        今天这个会议的召开是按照曲书记、赵书记、胡局长指示办的。刚才严新老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兴安岭救火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我在很多场合里，无论是在大会上还是小会上，我都讲过四句话。

        第一，大兴安岭森林起火这是真实的。

        第二，请严新老师去做这个实验是真实的。如果说这是假的，那纯粹是胡说八道。我觉得他起码应该有一个知识分子良心，有个中国人的良心，应该有个正直人的良心，不能违背这样一个基本点。请严新老师去，这是真实的，我可以拿出一些证据来。

        第三，严新老师在那里做实验，是真实的。因为我到辽宁就这个问题作过采访，我跟辽宁省的郭*书记、赵*主任、刘**司令员、跟其他一些领导同志都谈过，要否定这一切那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严新老师并没有说雨是他降下来的。他只是说天降雨，是巧合。我觉得我们不应违背共产党人的良心、党性，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我听过那位院士在几次大会上的讲话，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科学家不应该是这样做。这不是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我觉得科学家应该按照科学的精神来办事。这不仅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措施、正确的态度。我什么时候，我也不会改变我的看法，因为我做过调查。

        严新气功确实对人民、对群众有好处。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我觉得这个就是“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群众的事、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有利于科技进步的事。为什么不做、为什么不支持？我觉得还是应该按邓小平理论去做，群众拥护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做。第一符合群众的利益，第二符合党的政策，第三符合政治原则的利益。王*部长、曲书记、赵书记、胡局长这几位老同志、老首长、老领导，他们在统揽全局方面是非常科学的，分寸是把握得很好，是符合党的政策的，符合群众的需要。这几年来，严新老师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和我们相处当中、交往当中，我们也还是放心的。在国内，他是尊重政府、尊重党的领导、尊重群众，也尊重我们学会；在国外，他也是这样尊重使领馆的指导、领导、管理。从我们学会本身来说，无论是我们一些制度、章程、管理规定，我觉得应该说完全符合社团法规定，无论是在内部管理上、财务管理上、在对外联络上，在相互关系上、在内部大小问题处理上所规定的一些原则，我觉得都还是比较规范的。

        今天，严老师和我们谈了些过去、我们希望了解的情况，讲得很是扎实、实在。刚才胡局长也做了一个归结性的讲话，钱教授也提出当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提出得也是很好的。我想下一步怎么做，我原来有些考虑，因为今天也难得，几位领导同志指示我具体把这个活动安排一下，各位都按时地到了。两位博士也参加了，是旁听，那是严老师安排的旁听。但我们觉得他们不是旁听，我们还是想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在外面开展的一些好经验啦，同时给我们国内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谢谢！（鼓掌）

        学会副理事长赵**同志讲话

        赵**：说两句。实际上今天提的几个问题呢，都是报刊杂志上最近四五年以来，实际上是焦点问题，严新气功的问题。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大概就是这么几个问题。为首的就是大兴安岭这个降雨，呼风唤雨，然后就是“两千公里”，然后就是外气能不能治病，接下来就是张**的这个盖戳的问题。所以严老师看得很细，刚才他补充的这几点，都补充进来了，我看加起到一起是七八个问题，有的可以叙述得稍微长一点，有的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但这个问题必须有，别回避。我觉得这几个争论的问题，闹得社会上沸沸扬扬，议论很多，我感觉回答这几个问题，必须回答，不能回避。所以我们几个研究，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要把它写出来。严老师这个时候正好回来，那么把这篇文章就可以成就出来。实际上呢，这是有几个必须，我看头一个必须，就是在座的我们这几个老头，因为还不像这几位同志，他们前期参加了严老师的活动。我们后来的呢并不算是太了解，都是道听途说地多。有时候在我们内部还多多少少有一些交叉，意见还有些交叉，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心里多少有点打鼓，大概这是一个需要，而且是一个很迫切的需要。然后就是国家体育总局，人家将来要咱们自查自纠呢，难免还要问到这些问题，要问我们，我们怎么回答，大概这是第二个需要。第三个需要，就是我们怎么面对王*同志，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多，议论得比较多，那老头也没闲着，最近大概是你们去拜访的。

        曲**：可关心了，把你（严新医生）那本书都看了。

        赵**：你们恐怕去汇报，大概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实际王*同志，他看资料、看书看得还比较细呢！那么报刊杂志上引起争论的这些问题呀，他大概一个都没落，他脑子里也有这些问号，也就是这七、八个问号。所以我说，至少是当前，迫在眉捷的就是三个需要：我们自己的需要，国家体育总局早晚的需要，将来我们必须面对王*同志，必须回答，这是个迫切的需要。从长远看呢，我们将来要给中国的气功的发展史，要留下份清晰的答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恰在此时，欣逢国庆50周年，严老师又回来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太重要了，也可以说若干历史上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我看今天严老师回答了，谈的过程比较透彻。我听了以后觉得很解渴，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正像他自己讲的，真金不怕火炼，事实胜于雄辩。所以今天严老师还补充了几个小问题，我们都没有把它当问题提出来，（其他人插话：不值得一驳的），但是这几个问题将来咱们也不回避，我建议升平同志将来也把它整理进去。大概是加在一起七、八个问题，十来个问题，把它梳成辫子，然后变成第二个备忘录。我们已经有一个下面经验的备忘录了，这是第二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这是一个备忘录，历史上对严新气功，社会上争论比较大的几个问题，并不回避，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写得比较清楚了。因为严老师方才谈得比较透彻，我们事前又经过大家几次三番的酝酿，大概可以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结论，我看这材料很有用。上次咱们在这儿的时候，谈第一份材料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有用，我觉得这份材料也很有用。我们学会，作为一个在北京的学会，在全国的气功组织、严新气功组织有一定指导作用的学会，我看我们干事呢，就要干这种大事，这是大事。这是不能回避的，而地方的学会，它完不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对历史负责，把这个问题及早地整理出来。所以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听了严老师方才谈的这个情况，觉得很高兴。高兴地是我们终于今天碰在一起，能够比较完满地回答这个问题，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信心百倍地面向未来。感谢严老师。（鼓掌）

        学会副理事长曲**同志讲话

        曲**：时间是不长也不短，几个钟头干过去了。我觉得好多事对我来说是新的，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兴安岭大火，我听老师有时也讲几句。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矛盾在哪里不是太清楚，他今天讲后我心里也有底了。今天这个会，咱们有了“严新气功若干问题的回答”，就是这么个问题，有历史意义。从这里老师讲有一个多钟头、快两个多钟头。他今天客气，说是汇报，实际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确实很好。从这里反映老师有“三爱”、“三为”，“爱中华、爱科学、爱气功”，“为中华、为科学、为气功”。确实老师是有奉献的，站的角度比较高。这样对升平原来写的材料来讲，把第一手的材料都拿来，材料写的立脚更高、看得也更准了。刚才老赵归纳的是：“领导的需要、我们的需要、领导机关的需要”，我说再加个“群众的需要、历史的需要”。这个“群众的需要”往不往下讲，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毕竟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咱们想着不清楚，原来我都不清楚，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啊。人家就批这个问题，你到底是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有，有是怎么样呢？是何**那么说的，还是严新老师那么说的呢？这就需要我们来澄清了。这几个“需要”我们确实是需要，这样我觉得升平辛苦了啊，你就大体有数，该补充的补充，这样把文章搞出来。我现在想，一次搞出一个文字的东西，刚才老赵讲的六、七个问题、我想的几个问题，可长可短，有的两句话交待了，有的可能两篇也交待不完，咱们也采取这种形式，实事求是吧，写出来就行了。这个事儿应该搞出文字的，这个文字是领导需要放第一位，我们需要放第二位。王*同志已经表示要材料，我说行，升平同志整呢。我说他（严新老师）从美国带回什么材料回来，就说叫他翻译，说“我要看”，真是关心严新气功。

        严新医生：有一个杂志，你们带了没有？还少了一份，就是在上次那个科学杂志外，还有一个杂志。

        曲**：搞回来，翻译出来，对我们来说也是知道情况，也是鼓舞啊。你们国外搞出成果，对我们也是鼓舞。现在，就说新的讲话有些是录音的，我想将来有两部分可以用的，有的往下用，有的可以给领导用，王*那里，等哪天去，大家讲的，他听听有好处，心里有数。给他交待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开了这个会。比如他介绍国外的部分，我想将来怎么给下面通一通？文字再说，现在先不往下通。刚才讲国外的，特别是当前大家有数，严新老师在外面干什么？到底严新气功怎么样贯彻中央文件的精神，我们怎么样去做工作？很有好处的，这个要不要发再说。反正，将来升平你弄完了，叫小刘翻成文字来，搞成文字的东西，将来怎么用再说。

        李**：国外严老师的活动，至少可以国家体育总局看吧？国家体育总局应该了解。

        曲**：这也不是对外宣传、夸耀他（严新医生）什么，实事求是嘛，就刚才这些事嘛。这些体育总局、王*都需要。